孩子的心理健康与家庭
理解了这一点，你会更理解孩子的心理问题
——孩子的心理健康与家庭
原创：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在曾经过往的社会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没有孩子（包括儿童和青少年）这个群体。孩子们被视为“小大人”，并相应地被当作小大人来对待。回想一下之前时代的家庭合照照片或画像，上面是那种司空见惯的身着绫罗绸缎的父亲、母亲、祖父母的形象。然而,孩子一般都会站在家人的前面，跟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几乎一摸一样的穿着打扮，简直就是他们的微缩复制品。而且，在以前的时代，孩子们也是按照成人的思维和眼光来塑造的。不过近些年来，童年就被提升到如此尊贵的地位,以致在当今的家庭里,父母就像行星绕着太阳旋转般地围绕着孩子们。通过简单回顾儿童精神与心理问题治疗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对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心理健康的观点已经以一些全新的方式在发展,它映了我们长期存在的对家庭的矛盾、纠结情绪(ambivalence),也反映了我们在理解上的巨大进步。这一些理解和进展，可以帮助我们正视儿童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带来的各种挑战，也可以更好地认识儿童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所发生的环境和各种致病因素。
阶段一：基于家庭致病论的个体心理治疗
作为当代精神卫生与心理治疗领域主要开创者之一，弗洛伊德( Freud )曾教导我们，人们（包括儿童）的心理障碍是童年时代未能解决的问题的后果。这一发现是在谴责家庭,首先是家庭对无辜孩子的不良诱导(seduction of innocence)；其次是认识到家庭乃社会文化压抑的媒介(agent of cultural repression)。假如儿童成长中带一点神经症的表现，比如担心他们自己的健康，我们除了责怪他们的父母,还能责怪谁呢？如果孩子的情绪和心理问题真的是在家庭环境中发生的,那么将孩子与他们的家人隔离开来，阻止他们对心理治疗的污染和侵扰，便会很自然地被认定为是消除家庭对孩子不良影响的最好方式。
在 Freud 的众多追随者中,阿德勒（Alfred Adler ）首先倡导治疗儿童可能是防止成人神经症的最有效的办法。为此，Adler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至 20 世纪30年代初，力劝维也纳学校系统，终于建立了32 所儿童心与行为指导中心。Adler的方法是通过鼓励和支持技术，帮助儿童减轻自卑感，以使他们能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通过对社会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来取得社会成就。不过,Adler 的著作《个体心理学》中带有强烈的家庭谴责论观点：即家庭的作用，非但不是培养了儿童健康的天生的潜力，而更多的是暗中破坏。这样所带来的影响是，很多临床医生考虑到家庭环境时,家庭往往被看成是他们的病人生活中的破坏力量。
对心理学家Adler来说，不管是个人或社会的根本问题，都源自过度自我中心，过度自我中心的孩子长大后容易出现心理状况，太多自我中心的人必定使得社会集体运作产生障碍，无法发挥力量。而自我中心的人生态度是怎么来的？依照Adler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在家庭环境中从小被宠坏的经验。被宠坏的小孩渴望他人疼爱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他们会把别人强留在自己身边，不让对方离开。爱的意义在生活中被曲解与过度放大，小孩误以为可以用爱来约束别人。这样产生的，不正是习惯于“情感勒索”的那些人吗？
在家庭环境中还有一种相反的养育力量，也会制造出过度自我中心的人。那就是从小被严格约束，需求被忽略和漠视。因而失去自由，使得孩子对于环境抱持着高度悲观的态度，不相信自己可以改变环境，只能也只会观察环境来配合环境。如此一来，这样的孩子对外界、对别人不可能有真正主动的关注，也不可能有健康的情感联结，所以只能将注意力维持在他们自己身上。
Adler所提出的这两股相反的养育力量，在如今我们们的成长环境中，竟然吊十分诡异地地结合在了一起。举个例子，80、90、00后等新生代的个体，他们最普遍的成长经验就是在家中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与宠爱，以过去的标准看，几乎每个人都是某种程度的“妈宝”或“小皇帝”；然而去到学校和职场环境中，他们却又受到了非常不自由的约束，漫长的求学和职业环境中，所有和个性、自由、自主需要有关的准备，都没有人教，也不被重视，相对地，他们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从学业要求到仪容仪表、团体活动等这些方面带来的统一要求。这两股力量同时作用，得到的必然是格外自我中心倾向的结果。没有自由让人无法真实的理解外在世界，被宠爱又使得人只在乎良好的自我感觉。这本身并不是孩子们的错，但这种过度自我中心的生命态度，却会带来许多阻碍与伤害。
阶段二：聚焦于母亲养育角色的个体心理治疗
1909年,精神病学家 William Healy 在美国芝加哥建立了青少年精神病理研究中心(即后来的青少年研究中心),它是儿童教育指导诊所的先驱。1917年,Healy 搬到了波士顿,建立了Judge Baker 指导中心，专门致力于评估和治疗少年犯群体。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儿童指导诊所所剩无几，但儿童指导诊所最终还是在美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建立了,它们为儿童问题以及导致儿童行为问题的复杂的家庭和社会力量提供评估与治疗。治疗由那些非常注重家庭环境的临床团队实施。逐渐地，儿童指导工作者总结出,真正的问题并非显而易见的出现在孩子身上的那些所谓症状,而家庭的紧张状态才是这些症状的根源。于是，便开始出现了一种责备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趋势。
根据 David Levy 的观点，儿童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母亲的过度保护。自身被剥夺了爱的母亲变成了她们孩子的过度保护者。有一些母亲对孩子专横跋扈,还有一些则溺爱纵容。专横跋扈的母亲的孩子温顺但难以结交朋友;溺爱纵容的母亲的孩子,在家里非常挑剔和苛刻(demanding),在学校则表现良好。此后不久,Frieda Fromn-Reichman (1948)创造了精神病学史上最应受到谴责的词汇，即“导致精神分裂症的母亲”(Shizophrenogenicmother)。这些专横好斗的女人,特别是与消极被动、唯命是从的男人结婚后,被认为是一种最致命的病态的父母养育方式。尽管这些研究注意到了家庭的重要性，但因为家庭问题而责备父母,特别是将绝大部分责任都归咎于是母亲的养育过失。
即使是在家庭环境的重要性得到认识之后，母亲和孩子仍然被分开进行单独的心理治疗,治疗师彼此之间的专业讨论也不那么有帮助，因为它有可能破坏个别治疗的关系。通常安排精神科医师或心理治疗师来治疗孩子,而安排一些临床社会工作者跟母亲来面谈。给母亲提供心理健康咨询相对于治疗孩子这一首要任务来说似乎不那么重要。有时,作为对治疗的补偿和调剂，治疗师会在晚间小组里象征性地见见孩子的父亲。在这一治疗模式中,家庭仅仅被认为是孩子问题的延伸。
阶段三：当代家庭治疗的雏形
最终，儿童教育运动的重点从将父母视为残忍和不称职的，转变成问题起源于病人与父母以及其他重要养育着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上。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且深远。从此以后,精神病理学不再定位于表现出问题的个体,父母不再被当做是单方面的恶魔,而孩子也不再是单纯的受害者。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与重要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现如今，我们在综合评估家庭因素时，我们所关注的更多地是养育方式的差异、稳定性以及不一致。如果单纯的将家庭环境视作是孩子健康成长的洪水猛兽，那么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心理发展有利因素，比如诚实、宽容、相互支持，这些往往就被莫名其妙的忽略掉了，而其中有一些本来就大部分家庭生活的基调而已。虽然家庭致病论这一观点不免有失偏颇，但它确实能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导致孩子心理和行为问题，带来心理健康隐患的一些家庭环境因素，即便是在百年后的今天，这一观点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甚至是启迪意义。因为家庭养育方式和家庭生活环境确实是影响孩子人格发展的基本微观单位，也是最直接的中介因素。
心理学家John Bowlby在英国伦敦Tavistock 诊所的工作引导了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从个体心理治疗朝向家庭心理治疗取向的转变。当时,Bowlby(1949)正在治疗一名儿童,疗效进展缓慢。在他感到失败受挫时，他决定在一次会谈里同时跟这个孩子和他的父母亲一起面谈。在这次会谈的前半部分,孩子和父母轮流互相抱怨，在面谈治疗的后半部分,Bowlby 向他们每位家庭成员解释他所认为的有关他们问题的动力学症结所在。最后通过共同努力,家庭三名成员对每一个人的看法达成了共识。
尽管家庭成员联合心理面谈的可能性激化了 Bowlby 的极大兴趣，但他仍然专心于传统的心理治疗模式。会见家庭也许对信息收集有利，但仅仅是作为真正的治疗一-个体心理分析治疗的补充。
阶段四：聚焦于关系的当代家庭治疗
Bowlby 将家庭治疗作为一种尝试,Nathan Ackerman 则使其瓜熟蒂落一-家庭治疗成为儿童指导诊所里的主要治疗形式。早在 1938 年，Ackermman 就记录了在处理家庭成员困扰时，将家庭作为一个有机整合的单位来观察的价值取向。随后，他推荐将研究家庭作为理解孩子的一种方式，从而取代其他的方式。Ackerman 在认识到为了对问题进行诊断需要先理解家庭之后，开始了下一步，即家庭治疗。一旦我们开始在家庭情境中来审视出现心理后行为问题的孩子，一个新的世界就被打开了。进入家庭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打开了一盏灯一样:有些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清晰。你将不仅仅看到家庭成员是怎样维系孩子的问题，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因此，在 50年之后,到了21 世纪，大多数治疗儿童的努力仍然集中在儿童个体心理病理学上,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心理健康临床工作者的非凡能力进行反思,即使在儿童植根于其家庭，动力学不可辩驳的证据面前，他们仍然是盲目局限于自己的个体心理治疗孤立视角。
当家庭带他们的孩子来接受心理治疗时,他们常常引诱治疗师去抓住孩子问题的细节,好像解决这些问题是治疗师的工作。只要你将心理问题视为深陷其中的个人问题时,就有可能会将焦点集中在潜藏的动机、扭曲的人格,以及功能紊乱的神经递质上。你要询问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将会是:孩子在做些什么?是什么促使孩子那样做?在孩子的经历中发生了什么致使他或她采取那样的行为方式?
而一个系统式心理咨询师要问的问题首先(或者也许最重要的)是:家庭成员做了些什么从而帮助维持了被认定的病人的症状?这一问题将焦点转向了交互影响的观点。不过,因为绝大多数麻烦的相互作用都是三角关系的，我们会问,父母怎样才能有效地合作以解决他们孩子的问题?’关键点不是将责备孩子转向责备父母,而是考虑家庭如何有效地组织起来去处理其问题。
使得父母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的原因之一是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父母养育方式。一个可能脾气火暴(shorter fuse),另一个可能担心更多;一个认为孩子需要保护,而另一个则认为他们需要自食其力2。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这些差异能使父母双方摸索出一个平衡的方式来对待孩子。但是,遗憾的是父母之间常常两极分化，将他们各自推向更极端的位置，使他们相互削弱彼此的效力。夫妻冲突常常是以他们在孩子问题上的分歧为导火索的。
有婚姻冲突的夫妻的常见模式是夫妻中的一方与孩子关系过于密切，而较疏远的一方则处在一个或公开或隐蔽的关键性位置。一个注重情感的妻子,因丈夫的疏远感到沮丧,转而追随她的孩子;一个孩子,对他母亲的心烦意乱很敏感，从而陷入三角关系并开始以某种方式付诸行动(acting out)。孩子的问题将父母拉到一起，或使他们为如何处理孩子的问题而因此最为常见的父母和孩子的三角结构模式是母亲和孩子缠结(enmeshed),而父亲则是疏离的(disengaged)。一个系统式治疗师能通过加入疏离的父母一方,将他或她拉回到家庭的圈子里来,然后让夫妻共同合作并重新建立家庭中适当的代际界限(generational boundary),来处理上述有问题的家庭结构。但是,在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两个个案中,重要的是要记住地图(map)而非领土(territory)。结构化的隐喻不应该使我们忘记家庭是由血肉相连的人所组成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只有当治疗是一项合作性的事业时,才有可能发挥功效。父母同时也是夫妻,假如你认为你能简单地把两个不快乐的人推到一块,那是错误的。为了能到达事物的核心所在，心理咨询师必须揭示(uncover)并处理(address)夫妻之间的不愉快和冲突。
参考与拓展资料：
Salvador Minuchin&Michael P. Nichols& Wai Yung Lee ,2007.Assessing Family and Couples:from Symptom to System. Pearson Education, In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