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衰老和死亡”的温柔对话

原创:厦门朴生心理咨询中心
文字:盛文哲&林颖
排版:Youngsen
“你的生命越是没有真正活过,
你对死亡的焦虑就越强烈。”
——欧文·亚隆《直视骄阳》
The more unlived your life, 
the greater your death anxiety.”
——Irvin D. Yalom, Staring at the Sun
01.死亡焦虑,无处不在
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亲历一场无声的生存层面的危机:病毒、战争、气候异常、算法裁员、信息过载……它们像连续余震,把“随时可能死去”从遥远概念变成日常生活中的背景音。
地铁玻璃里,映出我们彼此戴口罩的脸——那口罩不是为了防范什么病毒,而是用来遮挡我们下意识咬紧的牙关。玻璃后方,隧道灯一盏盏掠过,像倒计时器,每闪一次就提醒我们:又一分钟永远从时间账户里划走。我们低头刷手机,弹窗跳出“突发:某地大火已致数十人遇难”,指尖条件反射地划掉,却把那条消息连同未读完的悲伤一起压进潜意识。凌晨四点,我们在黑暗中突然惊醒,胸口像被一块不透光的石板压住,耳边是楼上邻居冲马桶的水声,那声音巨大得仿佛要把整栋楼冲进某个看不见的漩涡。
第二天醒来,日历依旧推送“今日待办”,外卖软件依旧送券,仿佛世界在慷慨地给我们续命。可我们知道,日历和外卖券都不会回答那个真正的问题:如果下一秒一切断电、断网、断供,我究竟是谁?当“稳定”被重新定义成“暂时还没崩”,安全感像旧手机电池,明明显示还有30%,下一秒就可能黑屏。我们学会同时运行两套系统:表层系统维持微笑、打卡、付款、点赞;底层系统却像后台常驻的灰色弹窗——“若今日意外降临,我是否已准备就绪?”
这种双重消耗,让呼吸变得短浅,让肩膀在不知不觉中耸成防御的拱桥。我们在直播间抢折扣,在元宇宙买虚拟地产,在健身镜前撸铁挥汗,试图用消费、数据、卡路里丈量“自己的生命”。可当夜深人静,算法停止推送,心率手环也进入充电模式,我们仍能听见心脏在耳膜里敲鼓——咚、咚、咚——像原始部落送走亡灵时的鼓点,它替我们提前排练倒计时的节拍… …
死亡焦虑,不再只是哲学家的内心思考或癌症病房里的悄悄话,它化作越来越容易爆发的坏脾气、越来越满的购物车、越来越难以集中注意力的工作日下午。人类独有的时间感和想象力,让我们能预见终点,也因此比其他生物多出一份额外的恐惧;当外部世界不断提供“猝死模板”,这份恐惧被无限放大,于是抗焦虑药、酒精、短视频、熬夜循环成为速效麻醉剂。另外,社会文化与周遭环境也在帮着倒忙:语言用上百种委婉词代替“死”,广告用永远年轻的脸孔暗示“老是失败”,医院默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把临终变成医疗技术的马拉松。死亡被塑造成必须推迟、可以战胜的敌人,结果生命真实的意义却被悄悄蛀空——“反正终究都要归零,还那么努力干嘛?”空心病、躺平、油腻、顽固性抑郁,不过是同一道伤口的不同名字。
02.深刻理解死亡焦虑
让我们试着把镜头拉远,一窥深度心理学理论对死亡的理解。没有死亡这条终点线,旅程不会形成故事;没有稀缺,时间、注意、爱都不会显得珍贵。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开山鼻祖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提出“死本能”,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承认:毁灭冲动与爱欲一样扎根于人性,二者拉扯出张力,才让人类文明在创造与破坏之间蹒跚前行。
后继者梅兰妮·克莱因进一步把死本能客体化:婴儿在挫败时幻想摧毁“坏乳房”,又因害怕报复而陷入抑郁位,于是启动修复冲动——所有创造力、利他、艺术与文明,不过是修复幻想的延伸。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能画一幅画、种一盆花、说一句道歉,是因为在潜意识层面早已先“杀死”了对方,然后又用象征手段令其复活。
死亡冲动与爱欲冲动并非善恶对决,而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前者提供破坏性能量,后者提供粘合剂,把碎片重新拼成可以忍受的世界。心理学家荣格则把死亡看作个体化过程的最后一环——生命像一条被截取的故事片段,只有主动拥抱终点,故事才获得完整叙事弧线。他在自传《回忆·梦·思考》中写道:“我觉得自己像一段被摘取的引文,前后都缺了上下文。”这句看似无奈的感叹,恰恰揭示了个体化历程的终极目标:将个人有限的生命纳入人类集体的长河中去,获得永恒。
面对这道终极边界,我们会产生两种基本反应:一是把能量投向“战胜或超越”,于是出现基因编辑、冷冻技术、医美神话、元宇宙永生叙事;二是把能量投向“活出或意义”,在有限长度里拓展深度与宽度。前者看似积极,实则是在把生命变成与时间的持久战,焦虑值也会随年龄指数级上升;后者坦然承认“死亡”不可更改,反而让注意力回到可修改的部分——此刻的呼吸、今天要说的话、尚未完成的小事。
存在主义分析家欧文·亚隆用自己四十年团体治疗经验得出结论:死亡恐惧的强度与“未活过的部分”成正比。当病人说“我怕死”,翻译过来往往是“我怕自己还没真正活过”。若这种焦虑被长期否认,可演变为心理困扰或精神病性症状:惊恐障碍、广场恐惧、抑郁、双相、强迫、精神病性的妄想… … 单纯靠药物或行为技术来缓解,疗效十分有限。
心理学家弗兰克尔在二战期间集中营观察到的“意义意志”同样佐证:同样面对毒气室,有人崩溃,有人把最后一块面包送给同伴,后者通过选择“如何死”反向实现了“如何活”,死亡焦虑被意义感稀释。现代神经科学的发展也为此给出生物学的诠释:当人感到生命有目标时,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的抑制增强,皮质醇水平下降,免疫指标上升。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意义感,因为它是心理层面的消炎药。
03.死亡焦虑的应对之道
在我们都在努力生存应对死亡焦虑与危机之时,可以试试运用我们所掌握的任何减压技巧,或者借此机会学习一些新的技巧,这些至关重要:
 保证充足的睡眠、定期进行体育锻炼、合理平衡饮食等等;
 去远足或骑自行车,花时间有意识地欣赏身边的美景:春天到了,鸟儿欢唱,气温回暖,天空湛蓝,草木发芽,微风轻拂,海豹欢叫,鲜花盛开。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请感受这份自然之美,让它支撑和抚慰你。让它滋养你的灵魂;
 如果你有伴侣,无论在身边与否,都要坦诚、开放地交流,表达爱意和感激之情,让他/她知道你有多在乎;
放下手头工作,花一些时间跟自己和孩子一起玩耍;
 每天有几个小时关掉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视新闻,暂时远离短视频一段时间:看看电影,读读书,写写书,画画,涂涂色,拍拍照,雕刻雕刻,弹弹奏奏,跳跳舞,唱唱歌,做做饭,重新布置布置家具,种种花,或者从事任何其他创造性活动;
 与朋友和家人保持真实、面对面的联系,以获得支持、交流和相互理解;
对于内向的人来说,好好利用并享受这段被迫的内向时光吧,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对于外向的人来说,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培养一下自己,发展一下兴趣爱好。
以下是在日常生活中,比较简单易操作的的5种“死亡练习”,通过将它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死亡这件不可避免的事将不再如此可怕。
  • 写一封三句话的“死亡说明书”
我想在什么样的地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哪些医疗干预是我希望避免的?我最想听到亲人对我说哪三句温暖的话?写下这些,并通过微信分享给最亲近的人。当死亡被温柔地谈论,它就从禁忌变成了爱的嘱托。

  • 每天花一分钟做“延长呼气”练习

吸气时默数四拍,呼气时缓缓数到六拍,仿佛将借来的生命轻轻归还给宇宙。这个简单的呼吸方式能安抚神经系统,激活迷走神经,降低焦虑反应——就像每天为心灵进行一次宁静的预演。

  • 设置一个提醒自己“生命有限”的小物件

可以是一片干枯的树叶夹进手机壳,一个沙漏静静摆在桌角,或把“终会离去”设为锁屏提示。让死亡以轻柔的方式每日露面一次,像一位老友提醒我们:好好活着,才不负时光。

  • 写下并完成你的“未竟人生清单”,而不是“遗愿清单”

试着记录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歉意、不敢承认的脆弱、一直拖延却该说出口的拒绝。每完成一件,内心的负担就少一分,对死亡的恐惧也随之减弱,而真实的自我正悄然生长。

  • 每月参加一次“死亡圆桌”对话

邀请三五知己围坐一圈,只谈一个话题:死亡。不急于解决问题,也不评判对错,只是真诚分享各自的思考与感受。研究表明,持续参与六次后,人们的死亡焦虑平均下降28%,幸福感反而提升了21%。当我们学会与死亡对话,生命便多了一份从容与深度。

借助这些简单的练习,我们将逐渐学会与死亡共存。向死而生,不是一句悲壮的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实践。死亡焦虑不会归零,但可以被转化:从冻结的恐怖变成清醒的边界,从外敌变成内摄的度量尺。最终,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战胜死亡,而是把它请回生活中来,让它成为度量意义的隐形标尺。
存在主义哲学用“向死而生”(Sein-zum-Tode)概括:人一旦真切意识到终点不可移,就把每一天视为“被赋予的礼物”,而非“被拖欠的债务”,于是选择从“拥有”模式转向“存在”模式。
神经可塑性方面的研究,也为此提供深刻的诠释:当个体持续进行“有限性冥想”八周,右侧海马体灰质密度增加,前额叶与岛叶功能连接会有所增强,提示记忆整合与情绪调节能力会得以提升;换言之,思考死亡这件事不仅不会导致抑郁,反而可能重塑大脑,让自我叙事更连贯。
当你允许死亡坐在房间角落,工作、创造、恋爱、争吵、道歉、和好都获得了紧迫而温柔的质地。当你再次路过春天盛开的玉兰、地铁口的烤红薯、孩子熟睡的脸,你会意识到:正因为一切随时可能谢幕,幕布当下的纹理才值得伸手仔细抚摸。
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说:“没有一种觉醒不带着痛苦。”也正如弗兰克尔所说:“当痛苦不可避免,人依然可以自由选择面对痛苦的态度。”于是,我们不再问“要如何战胜死亡”,而是问“此刻如何活出更真实的自己”。答案不在远方,而在下一次呼吸、下一通电话、下一次拥抱、下一次说出“谢谢你”或“对不起”的勇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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